經電話傳喚自動到案 應否認定為“自動投案”?

日期:2019-05-27

案情

2016年6月至2017年8月,被告人汪某以幫助被害人商某某融資為名,以繳納保證金等事由騙取商某某現金共計67萬余元。被害人商某某于2018年1月4日報案,公安機關立案后展開偵查,傳喚并訊問了犯罪嫌疑人汪某,汪某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編造了為商某某融資等虛假供述,并安排楊某某為其作偽證包庇。因證據不足,該案于2018年4月25日撤案。2018年6月2日該案重新立案偵查,偵查人員于當日電話傳喚犯罪嫌疑人汪某,訊問過程中其對自己的詐騙行為仍拒不供述,偽造其與商某某存在經濟糾紛的假象。之后,辦案民警調取了汪某銀行賬戶的轉賬明細,結合商某某提供的與汪某之間的轉賬記錄等證據,基本掌握了汪某的犯罪事實。偵查人員于6月3日再次傳喚并訊問汪某,在訊問過程中向其出示了上述證據,汪某遂交代了其對商某某實施詐騙的犯罪事實。

分歧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被告人汪某是否構成自首,對此存在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汪某被公安機關電話傳喚后主動到案,系自動投案,經民警教育,在被采取強制措施之前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構成自首,可以減輕處罰。

第二種觀點認為,公安機關先后多次對汪某進行傳喚、訊問,但汪某均未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還指使他人作偽證,不具有自動投案的主觀意愿,其在司法機關掌握犯罪事實并出示關鍵證據后才最終被迫交代詐騙事實,不能認定為自首。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一、雖經電話傳喚自動到案,故意虛假供述并指使他人作偽證的,其到案過程不屬于“自動投案”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項規定:“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司法實踐中,行為人經傳喚后自動到案的動機各不相同,有的確系因認罪悔罪而自愿接受司法機關的調查,有的則抱有僥幸心理試探司法機關對案件的掌握情況,還有的則是為了作虛假供述,故意干擾司法機關的偵查方向。司法機關不能僅憑行為人系電話或口頭通知后自動到案而認定其構成“自動投案”,還應當結合行為人到案后的客觀表現來判斷。

本案公安機關第一次立案偵查之后,先后多次對被告人汪某進行電話傳喚、訊問,但汪某均未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還指使楊某為其作偽證包庇,致使本案第一次刑事立案后被撤案;公安機關第二次立案偵查后,再次電話傳喚汪某到案,其到案后在當天的訊問筆錄中仍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故汪某到案的過程雖系電話傳喚后自動到案,但其到案后多次虛假供述并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表現并未體現出認罪、悔罪態度,也未體現出其愿意接受法律制裁的意愿,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

二、在司法機關掌握主要犯罪事實和證據前一直不如實供述的,不構成自首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時雖然沒有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但在司法機關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實之前主動交代的,應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在此情形下,被告人在投案初期并未如實供述,但案件的偵破主要依靠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的供述為偵破案件和證實犯罪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也能認定為自首。但是如果被告人在到案后多次訊問均不如實供述,在司法機關掌握其犯罪事實后才如實供述,表明其不愿接受法律制裁,不能認定為自首。

本案偵查人員于第二次立案并訊問當天調取了汪某的銀行交易記錄,結合商某某提供的與汪某之間的微信轉賬、銀行轉賬等證據,基本掌握了汪某的犯罪事實。偵查人員于次日再次傳喚并訊問汪某,在訊問過程中向其出示了上述證據,經說服教育,汪某才最終交代了其對商某某實施詐騙的全部事實,沒有達到節約司法資源的效果,不符合自首的特征。

三、經傳喚后自動到案的,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的時間必須符合法律規定,才能認定自首

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作為成立“一般自首”的兩大構成要件,兩者既相互區別,又密不可分,故不能割裂開來,而應結合行為人的主客觀方面進行綜合認定。在司法實踐中,自首的具體認定可以分為三種情形:對于行為人經傳喚后自動投案,且“投案即供”的,不管司法機關是否已經掌握其犯罪事實和證據,均應視為自首;對于行為人經傳喚后自動投案,雖在投案之初并未交代犯罪事實,但在司法機關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實之前主動交代的,為案件偵破起到了關鍵作用,也應認定為自首;對于行為人經傳喚后自動到案,在司法機關對其采取強制措施或出示已經掌握的證據前,不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直到司法機關出示犯罪證據后才供述的,該類案件的偵破主要靠偵查機關的調查取證,行為人的自動投案既未體現認罪悔罪,也未節約司法資源,不宜認定為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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